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华尔街”（Wall Street），并非纽约下城（downtown）那条全长不过0.48公里的“墙街”—历史上这里真的有一堵墙，街道也因此得名。相反，曼哈顿中城（midtown）中央车站附近那些林立的高楼更能代表纽约的金融业，它们就如同香港的中环。

　　自从3年前来到这个城市，曾任摩根大通（J. P. Morgan）分析师的Henry Jiang就从未离开这片街区。他熟悉这里的大多数餐厅、酒吧，楼与楼之间如何穿梭更快，甚至知道到哪间星巴克买咖啡等待时间会更短。
 

 

　　大多数工作日的时候，Jiang七点起床，边吃早餐，边浏览公司邮箱里发来的当日《华尔街日报》上的新闻，假如纳斯达克重挫，他或许可以寻求购买某些公司的合适机会。
 

　　他租住的公寓也在中城，离工作的地方步行只要20分钟。这里到处都是“早起的鸟”，大家都赶着参加清早的会议，如果中途有人突然停下或慢下来，很可能被后面埋头走路的人撞上。街道上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黑西装华尔街人，走在路上，随时都会听到充满数字的对话。
 

　　Jiang曾试图在结婚之后搬到和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如果花同样的租金，那里的房子空间更为开阔，但每天会为此多花半小时的通勤时间，较终他还是决定放弃了。公司里那些高阶的管理人员，则大多住在康涅狄格州。他们乘坐Metro North Train，可直达中城的中央车站。出车站后，3分钟就可到达办公室。虽然距离很远，但如此便利，倒像是公司和家两点之间的摆渡车。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他未来的生活。
 

　　即便没有黑莓，一些银行现在也会让员工在iPhone上安装一个叫作“Good”的应用程序，这些雇员如此就不需要同时带两部手机，但也意味着工作和生活更加分不开了。
 

　　在忙碌的午餐高峰，Jiang都会在45街和46街的餐厅里迅速做个决定，但更多的时候，就是在电脑前面解决。通常到了下午3点左右，他会给自己再选一杯提神的饮品。“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很胖，你不可能总吃沙拉这些健康食物，吃高热量食物，才可以对抗高强度工作。”Jiang说，“外卖通常也很油腻，至于锻炼，根本不可能有时间。”
 

　　下午7点之后，员工可以在公司获得一顿免费晚餐—大家一般倾向于在6点40分左右点餐，7点时正好送到，到了这个时候，整个公司一层大堂里都是带着自行车头盔的送餐的人。免费晚餐意味着人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里工作，这里还提供洗衣、照顾孩子等各类服务，精神不振的下午，会有各种免费的咖啡因和餐食，大多数投资银行的大楼内都有公司的健身房。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种尊重“过度工作”的文化中，人们将加班内化为正常现象。工作就像是一种新的宗教，工作伦理则像一种新的道德。每天工作15个小时不仅表明你的尽职，同时在加深这种尽职。随着时间推移，长时间工作的状态会不断证明这份工作“值得如此”。无日无夜待在办公室，则成了加入这个“华尔街俱乐部”的守则，以及整套系统运转的必要法则。
 

　　对Jiang来讲，较长的工作记录是一周超过130个小时。整整一周，难分日夜，他基本每天早晨8点进到办公室，凌晨6点离开，回家冲个澡，再回到这幢大楼内。
 

　　这种事情发生，往往是因为需要为一项购买决策提供可行性报告。简单来说，如果一个银行需要说服自己的客户购买一间公司，自然需要提供充分的数据支持，很多数据来自FactSet、Bloomberg、S&PCapital IQ等一些订阅服务，所有这些较终要呈现为一个pitch book。这个时间通常需要在30到60天之内。它意味着，提交报告前，工作时间可能无限加长。分析师之上的Associate、副总裁、董事总经理都可以随时对pitch book提出意见，比如董事总经理可能在凌晨3点的时候写邮件来，希望75页上的图是柱状图而不是饼状图。
 

　　“有一天我从公司回家，一上出租车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公司，中间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Jiang感觉，这种生活很难真正停下来，“每个人都担心会失去工作。”
 

　　整个华尔街奉行的是一种典型的“升职或离开”（Up or out）的文化和组织结构。金融危机之后，因为成本考虑，大银行中往往更高职位的人被率先辞退。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封掉了Facebook、Twitter和Gmail，如果不用个人手机，员工就无法与外界联络。他和女朋友毕业后就住在一起，“否则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见面。”

　　每到周五傍晚，中央车站旁著名的Beer Bar就会异常欢腾喧闹，数百人挤在那里，路过时会感觉像是一大群“工蜂”集体“劳作”发出巨大的嗡嗡之声，虽然很多人喝掉这杯之后，还要赶回办公室工作。因为来的人太多，入口过道常常湿滑，经过时要非常小心。
 

　　Jiang则会在周末抽出一个晚上，和朋友喝酒到凌晨四五点，彻底清空自己。像他这样的年轻分析师，实习时有的人刚刚达到法定饮酒年龄—21岁。“大家的状态都差不多，所以很能相互理解”。这些“清空”的项目还包括吸水烟，以及喝百威的淡啤酒。如果第二天有人说自己“食物中毒”无法来工作，那基本相当于是宿醉的暗号。
 

　　“1980年代以来，人们就一直这样努力工作，这一点基本没有改变。”Jiang说。在他看来，努力是存在于华尔街数十年来不成文的准则。Jiang是个非常容易沟通的人，他长着一张非常有亲和力的娃娃脸，但在谈及工作的时候，他也会流露出非常专业和强硬的一面。和20年前的华尔街相比，像Jiang这样的年轻人的确承受着更大的压力。1992年，毕业生每周平均工作58个小时，而2012年毕业的学生则为72个小时。就生活规划来说，上一代人有78%打算要小孩，现在这个数字只有42%。
 

　　这是个结果至上的环境。只要将手头的事情完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但这其中充满矛盾，它只会倾向于让你做多而非做少。
 

　　日子久了，Jiang也渐渐摸索到一些技巧，如此，才能克服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身体和精神消耗。比如，一些工作可以外包给印度人完成，这也是近几年间投行业兴起的趋势，而且越来越流行。他通常会选择在上午给上司提交报告，让他有更充分的时间查看，否则如果下午提交傍晚才得到回复，就要额外加班。
 

　　“你需要把事情推回去，”另一个在花旗工作的女孩告诉《先进财经周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多做一点事情，可以多学东西，并不计较得失。但在银行里你不能如此，你必须知道哪些是你能做到的，哪些需要推给别人。”
 

　　毫无疑问，进入这幢建筑的每个人压力都很大。办公室里，大家无论穿衣还是行事，也有些微妙的法则。女性通常都会穿黑色套装，如果穿红色，那一般是职位很高的人，虽然这个群体里的女性并不多。当然她们在茶水间的那些谈话会远离工作，而是大多关于明星八卦、哪里的发型师更好以及较新的时尚趋势。
 

　　根据《纽约》杂志商业记者Kevin Roose在Young Money一书中的描述，为了能够专注而且长时间地工作，摩根大通收购和并购部门的一些分析师会服用一些药品，比如安非他命（Adderall）和莫达芬尼（Modafinil）。后者在华尔街正变得越来越流行，莫达芬尼并不会使多巴胺增加，所以一些科学家认为使用它不会形成依赖—尽管在这一点上也存在分歧。
 

　　纽约漫长的冬日里，这些年轻的分析师比一般人要更长时间待在封闭的空间内，可能很久见不到日光。体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被诊断为“维生素D缺乏”。这和Jiang曾经生活的环境显然不同。他在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吉尔伯特长大，那里阳光充沛。他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里。
 

　　对健康的牺牲，就像是这场高风险游戏必然付出的赌注，而这无异是一场炼狱。无论如何，先进年和第二年在投行的经历，对那些向往商务舱、牛排大餐、夜间城乡间车接车送的年轻人，就像是召唤他们的灯塔。
 

　　“当你进入重要岗位（Front Office）的时候，你考虑的可能是如何挣到更多的钱，而非失去什么。”Roose说。这并不是秘密。靠长时间的工作来获取高薪，这是吸引他们来华尔街的重要原因。

 

　　先进年过去了，Jiang拿到的薪水大概是7万美元加相同数量的分红。但在进入摩根大通工作6个月之后，Jiang已经开始去面试一些新的机会。在投资银行中，这样的面试会在春天特别活跃—每年1月和2月都是奖金决定和发放的时间。
 

　　所以往往到了每年3月的先进周或第二周，投行内就会出现很多“预约牙科医生”或是“家里有急事”的说法，一些一年级分析师借此去面试新的工作。如果能够进入私募基金或对冲基金，对他们往往预示着美好的职业前景，比在投行的收入高很多，年薪达到20万美元很常见。
 

　　Jiang也顺利拿到了一间不错的私募基金的offer，头衔升至associates，这意味着很多的出差和责任，但有着更好的待遇，每天的工作时间也无需那么长。Jiang说自己喜欢下厨，这样一来，周末的时间他终于有可能用Slow Cooker为女友试验一下新菜。
 

　　结束了两年华尔街分析师生涯的时候，Jiang感慨，“虽然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和朋友，但这真是漫长的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