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自《纽约时报》，作者Paul Krugman

　　现代美国右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19世纪的怀旧。当时税种少而税率低，市场无人监管，没有政府的社保计划，只有宗教团体办的慈善活动。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格罗弗?诺奎斯特之流的保守派都把镀金时代描绘成黄金时代。你说那个时代既不公正又残酷？“那不过是左派编造的神话而已。”他们会这样反驳。

　　至少在一个方面，昨日又卷土重来了。随着现代保守派的重新掌权，收入不平等又完全回归镀金时代的水平。

　　我们知道镀金时代较富有的美国人约翰?洛克菲勒1894年赚了多少钱，因为1895年他被迫缴纳所得税(第二年较高法院就宣布征收所得税违宪)125万美元，几乎是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7000倍。

　　按现在的标准，他显得太寒酸了。据机构投资杂志《Alpha》报道，一个叫詹姆斯?西蒙斯的对冲基金经理去年挣了17亿美元，超过美国人均收入的3.8万倍。年收入超过10亿的对冲基金经理还有两位，前25名的总收入达到140亿美元。

　　14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为800万儿童提供一年医疗保险绰绰有余，这正是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阿数(儿童没有医保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各种收入集中度的指标都显示，我们已经回到1920年代以前的不平等水平。

　　新镀金时代还没有让人感觉像旧镀金时代那样残酷不公，原因有累进所得税制和财产税的调节，社会和医疗保险体系则为不那么幸运的人提供了一张安全网。

　　你可能以为由于不平等的日益加剧，这些调节机制会得到加强。事实是近30年来，天平正在不断向富人和巨富倾斜。

　　自1970年至今，较富有的0.01%美国人的平均税率被打了对折，针对中产阶级的税率则上升了。非劳动所得—利息和资本收益的税率已低于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所得税率。

　　对冲基金大鳄们尤其受优待：法律的漏洞使他们可以通过公司为自己设置上不封顶的养老年金计划，隐蔽其巨额收入并积攒不必上税的资本收益。

　　与此同时，2001年国会通过的减税法案启动了逐步取消财产阿税的进程。在社保方面，布什政府2005年就试图使其私营化，一旦成功，医保将紧随其后。

　　这一开倒车的企图较终以大败告终，公众对回到新政前的日子似乎并不热衷。共和党去年的败选也让其他恢复过去好时光的计划搁了浅。

　　但宣布向新镀金时代的进军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如果历史可供借鉴的话，不久后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新进步时代(进步时代为20世纪之交的美国)，或许还会有一个新的新政。